中國大陸的天羅地網

July 22, 2022

摘自紐約時報

在中國生活的逾14億人受到持續不斷的監視。在街角和地鐵天花板上、酒店大堂和公寓樓里,無處不在的公安攝像頭記錄著他們的行蹤。他們的手機被跟蹤,他們的購買記錄被監視,他們的在線聊天被審查。

現在,連他們的未來都也在監控之中。

最新一代的技術會對監控人們日常活動中收集到的巨量數據進行分析,尋找規律和異常,進而聲稱可以預判尚未發生的犯罪或抗議。這些技術可以針對在中國政府看來可能製造麻煩的人——不只是有犯罪前科的人,還包括一些弱勢群體,如少數民族人士、民工和有精神病史的人。

它們可以向公安發出預警,比如某遭受詐騙的受害人試圖去北京上訪,要求政府給予賠償,或吸毒人員向同一個號碼打了太多次的電話。每當有精神病史的人靠近一所學校時,它們也會提醒警察。

要躲開這些數位技術的機關需要採用大量的規避手段。74歲的張玉橋成年後的多數時間都在上訪,此前他只需要避開主乾道就能躲過當局的追堵前往北京,要求政府為他父母在文革期間受到的虐待做出賠償。現在他需要關掉手機、用現金支付,並購買多張以錯誤地點為目的地的火車票。

《紐約時報》審閱的大量文件(包括政府採購文件)對中國的這些新技術進行了詳細描述,雖然在很大程度上並未得到驗證,但這些技術進一步擴大了社會和政治控制的邊界,將它們更深入地整合到人們的生活中。最起碼,它們會給令人窒息的監控和隱私侵犯提供依據,而在最極端的情況下可能會造成自動化的系統歧視和政治迫害。

對當局來說,社會穩定是頭等大事,一切威脅穩定的東西都需要消除。在擔任中國最高領導人的十年間,習近平對這個安保國家進行了鞏固和中央集權化,用技術專制政策平息新疆地區的騷亂,並實施了世界上最為嚴厲的新冠防疫封鎖。

“要把大數據作為推動公安工作創新發展的大引擎、培育戰鬥力生成新的增長點,”習近平在2019年的一次全國公安工作會議上說。

一些在別的國家可能引起爭議的演算法,在中國往往會被當作成就來贊美。

據當地警方通報,2020年,中國南方某地當局拒絕了一名女子移居香港與丈夫重聚的申請,因為軟體提示他們的婚姻存在可疑的地方。經過進一步調查發現,兩人很少同時出現在同一地點,春節假期也不在一起。警方判定這是為了獲得移民許可而假結婚。

同年,在中國北方,一名男子因經常與不同的人結伴進入某住宅小區而引發自動警報,促使警方進行調查。據官方媒體報道,他們發現他在參與傳銷騙局。

這些新興安全技術的細節在警方研究論文、監控承包商專利和演示文稿、以及《紐約時報》審查和確認的數百份公共採購文件中都有描述。許多採購文件由亞洲協會出版的網路雜志《中參館》(ChinaFile)提供,亞洲協會系統地收集了政府網站上多年的記錄。在另一組由監控行業出版物IPVM提供的文件中,描述了北京附近的港口城市天津當局為阻止上訪者前往北京而購買軟體。


中國公安部沒有回應通過傳真發送至北京總部和全國六個地方部門的置評請求。

新的監視方法部分基於來自美國和歐洲的數據驅動警務軟體,權利組織稱這些技術已將種族編入決策的考慮因素中——例如哪些社區將受到最嚴格的監管,哪些囚犯獲得假釋。中國將這些理論發揮到了極致,利用全國性的數據庫,使警方能夠在不透明和不受問責的情況下行動。


人們通常不知道他們正在被監視。對於這項技術是否有效,或它促使公安採取了什麼行動,公安部門幾乎沒有受到外界的審查。中國當局不需要搜查令來收集個人信息。

在最前沿領域,這些系統提出了一個科幻小說中的永恆困局:如果警察在未來發生之前就進行了乾預,怎麼可能知道對未來的預測是準確的?

專家說,即使軟體無法推斷出人類行為,它也可以被視為成功,因為監控本身可以抑制騷亂和犯罪。

“這是強加給社會的一個無形的技術牢籠,”人權觀察中國高級研究員王松蓮說,“在中國社會中已經受到嚴重歧視的群體首當其沖。”

2017年,中國最知名的企業家之一對未來有一個大膽的設想:一個可以預測犯罪的計算機系統。


創辦人工智慧初創公司曠視科技的企業家印奇告訴中國官方媒體,監控系統可以為警方提供搜索犯罪的引擎,分析大量視頻片段以直覺推測並向當局警告可疑行為。他解釋說,如果攝像頭檢測到有人在火車站逗留時間過長,系統可以將其標記為一個潛在扒手。

“如果攝像頭後面真的有個人在那看著,是挺嚇人的。但它後面就是一套系統,”印奇說。“這個系統就像我們每天上網時用的搜索引擎一樣,非常中性。它應該是一個善良的東西。”

他還說,在這種監視下,“壞人無處遁形。”

五年後,他的願景正在慢慢變為現實。《紐約時報》查看的曠視科技內部演示文稿展示了這家初創公司的產品如何為警方收集完整的數字檔案。

一款名為“慧尋”的產品的描述中寫道:“建立人臉、人像、車輛、案事件等多維度數據倉。”該軟體對數據進行分析以“將看似無辜的普通人挖掘出來”,以“將違法行為扼殺在搖籃中”。

曠視發言人在一封電子郵件聲明中表示,該公司致力於負責任地開發人工智慧,並表示關註的是讓生活更加安全和方便,“而不是監控任何特定的群體或個人。


類似的技術已經投入使用。2022年,天津市公安局購買了曠視競爭對手海康威視開發的軟體,該軟體的目標是預測上訪活動。該系統收集大量上訪者的數據——上訪者是中國的一個通用名詞,用來形容那些試圖向更高級別政府投訴地方官員的人。

然後,該系統會根據上訪者前往北京的可能性對他們進行評分。根據採購文件,未來可以利用積累的數據訓練機器學習模型。

地方政府官員希望阻止上訪者前往北京,以避免引發政治上的尷尬和破壞穩定的事件。中央政府則不希望一群心懷不滿的命中聚集在首都。

海康威視的一位代表拒絕對該系統置評。

在習近平的領導下,官方對上訪者的控制越來越具有入侵性。32歲的王澤坤(音)所在的組織多年來一直因房地產欺詐尋求賠償。他說當局在2017年時,曾在上訪者還沒買到從上海去北京的火車票之前就攔截了他們。他懷疑當局正在監視他們在社交媒體應用微信上的通訊。

天津的海康威視系統與附近的北京和河北省的公安部門合作運行,該系統更加精密。

根據一份採購文件,該平臺基於個人的社會和家庭關系、歷史上訪記錄和個人情況,分析其上訪的可能性。它可以幫助公安給每個上訪者創建檔案,並為公安提供描述抗議者性格的欄位,包括“偏執”、“心思縝密”和“脾氣暴躁”。

許多人因為政府對悲劇事故處理不當或疏忽而上訪——所有這些都將進入演算法。採購文件中寫道:“對於社會地位不高或出現重大變故的人提升預警風險。”

2018年,福建周寧縣公安局購買了一組攝像頭,共439台,他們列出了每個攝像頭將要安裝的位置。一份採購文件顯示,有些會懸掛在十字路口上方,還有一些會懸掛在學校附近。

其中九個安裝在同一類人群的家門外:有精神疾病的人。
雖然一些軟體試圖利用數據來發現新的威脅,但更常見的方法是基於公安先入為主的觀念。在時報查閱的100多份採購文件中,監控針對的是“重點人員”的黑名單。

根據一些採購文件,這些人包括精神疾病患者、前科人員、在逃人員、涉毒人員、上訪者、涉恐人員、政治煽動者和對社會穩定構成威脅的人。其他一些系統針對外來務工人員、閑散青少年(沒有上學或工作的年輕人)、少數民族、外國人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

誰被列入名單由當局決定,而且往往沒有任何程式來通知被列入者。專家們表示,一旦個人信息進入數據庫,就很少會被刪除。他們擔心,新技術會加劇中國國內的差異,將監控應用到最不幸的人群之中。

在許多情況下,該軟體不僅僅是針對某個人群,還允許當局設置數字觸發線,顯示可能的威脅。在曠視科技的一次演示中,它詳細展示了依圖的一款競品,其界面讓公安人員可以自行設計預警系統。

只需通過一個簡單的填寫菜單,警方就可以設定特定參數讓系統發出警報,包括設定針對重點人員的監控區域、監控時間段、同行人數和活動頻率。警方可以將系統設置為:每當兩名有吸毒史的人入住同一家酒店,或四名有抗議史的人進入同一公園時,該系統就會發出警告。

記者通過電子郵件發送了兩次置評請求,依圖沒有做出回復。

招標文件顯示,2020年南寧市某公安分局購買了一款軟體,可以查找“一旦三人以上的人員在同一酒店或相鄰酒店入住”,以及“吸毒人員…突然和新的外地人員頻繁電話”。陽朔是一個以奇特的喀斯特地形而聞名的旅游城市,當局購買了一套系統,如果沒有工作許可的外國人在外語學校或酒吧周邊地區頻繁出現,就會發出警報,這顯然是為了找出那些簽證逾期或非法工作的人。

在上海,一份共產黨出版物描述了有關部門如何使用軟體來識別用水和用電超過正常範圍的人。該系統會在發現可疑消費模式時向警方“數字吹哨”。

該策略可能是為了發現為了省錢而經常住在一起的外來務工人員。在一些地區,公安人員認為他們是一個難以捉摸、且往往貧困的群體,可能將犯罪帶入社區。
自動警報並沒有帶來同等程度的警方響應。克拉克大學研究中國治安問題的教授蘇珊·斯科金斯說,公安通常會優先考慮那些指向政治問題的警告,比如抗議活動或其他對社會穩定的威脅。

有時,公安會明確說出刻畫各種人物的需要。“通過大數據的運用,開展人物的刻畫,給不同的用戶貼上不同的屬性標簽,對匯聚了某一類或者某幾類屬性的標簽的人群推斷其的身份,推斷其的行為,然後有針對性的開展安全防範工作,”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研究員李偉在2016年的一次演講中說。

張玉橋最初因其家人在文革期間遭受酷刑而上訪。後來,他就他所說的警察針對他家人的行為而上訪。

隨著中國建造起數字極權主義工具,他不得不運用間諜電影里的種種策略來規避監視,他說,監控已經變成了“高科技和納粹化”的手段。

今年1月,張玉橋從山東的村子前往北京時,他關掉手機,用現金支付交通費,以減少自己的電子足跡。為了躲避公安的追蹤,他購買前往錯誤目的地的火車票。他雇了私人司機繞過檢查點,因為他的身份證會觸發警報。

根據公安局的採購文件,天津這套系統有一個特殊功能,專門對付他這種有“一定反偵察意識”,會頻繁換車來逃避監控的人。

不論是否觸發了系統警報,張玉橋都發現了一個變化。他說,只要他關掉手機,警察就會上門查看他是否又離家去了北京。

倫敦政經學院研究中國監控影響的經濟學教授諾姆·尤赫特曼表示,即便警察的系統不能準確預測人們的行為,當局仍可能因感受到威脅而認定它們是有用的。

他說,“在沒有真正的政治問責制的情況下,”擁有一個能夠頻繁出警的監控系統“可以非常有效地”打擊社會動亂。

一旦設置了指標並觸發了警告,民警在處理上幾乎沒有什麼靈活的空間,管控能力被高層集中了起來。據專家和公開的公安文件顯示,民警對自動監控警報的響應程度以及防止抗議發生的有效率是被用來評估其工作的依據。

這項技術也體現了權力的失衡。一些招標文件提及了“紅名單”——一些監控系統需要忽略掉的人。
一份公安部採購文件中寫道,該功能是為“需要保護隱私的人員,VIP保護人員”提供的。另一份來自廣東省公安廳的文件則更加具體,規定紅名單為“領導”設定。

技術以這種方式將政治權力與普通民眾隔絕,張玉橋對此表示非常失望。
“當局不去認真解決問題,卻不擇手段去解決提出問題的人,”他說。“這是一個社會的大倒退。”

張玉橋說,他仍相信技術之力可以為善,但如果落入壞人手中,技術就會成為“禍害和一種鐐銬”。

“以前只要離開家逃向野外,四通八達就可以逃向北京,”他說。“現在是全國一張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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