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歲時，台灣的陳必先來到德國學習音樂。今天，她是最著名的現代與古典鋼琴音樂演奏家之一。以下是關於她在戰後的德國生活，獨奏家的孤獨以及音樂作為避風港的對談。
陳女士，1960年，您被父母送到西德學習鋼琴時才九歲。當時，康拉德·艾德諾（Konrad Adenauer）擔任德國總理，東西德分裂。當時您來到的德國，是什麼樣子？
德國仍受戰爭重創。剛開始我生活在科隆附近的鄉下。有些地方街上還看得到廢墟，在一些房子的牆上仍然可以看到彈孔。我想，當今的德國人應該不知道當時的生活有多麼困苦。那時一星期只能洗一次澡。為了洗澡，必須讓水在鍋爐中加熱兩小時。而冬天時，我必須到地下室拿煤球與石油，並加到壁爐，以保持房間溫暖。
您的父母怎麼會有把您獨自一人送到德國的想法？ 我的父母很早就發覺到我有絕對音感。我五歲時，一個來自香港的合唱團來到台灣。他們聽到我演奏鋼琴之後，就說：這個女孩很有天賦，我們要帶著她出國。從那時候開始我的父母即計畫著送我出國。一直到最後一刻，我母親卻放棄了。她沒有辦法讓我離開。但是，幾年後，我的父母將我的鋼琴演奏錄音寄給一位親戚的未婚妻，她當時住在德國。這一段錄音最後到了科隆音樂學院教授手中。他說：這個孩子的程度好到可以直接來我們的音樂學院就讀。
您是二位學者的女兒，並在台北長大，您的父母親在1949年隨著蔣介石從中國逃到台灣。您過著享有特權的生活嗎？ 不，完全相反。我的父母是難民。他們只帶著身上衣服來到台灣。我們一開始住在大學的宿舍，我父親在那個大學教數學，物理與化學。那是一間有公共廚房的鐵皮屋宿舍。但是，有一間教室裡面有一架鋼琴。我們很幸運，很快就搬家了。然而，我父親還是每天早上騎著自行車載我來這間教室練習彈琴。在學生來上課之前，我從六點到八點練習彈琴。
那時候您已經跟著老師學習彈鋼琴了？ 是的，而且為了鋼琴課，我父母親把一整個月的薪資都花在上面。過了一段時間，我父母的一位朋友，蔣介石私人醫生的妻子(崔月梅)則開始注意我，並收我為她唯一的學生。我都不知道她是否要求學費。不管如何，我家的經濟負擔從此不再那麼沈重。
您是怎麼開始接觸鋼琴音樂的？ 我很小的時候有人送我一個玩具鋼琴。一段時間之後，我可以藉由聽來辨識每一個音符。大人們很快的想出一個遊戲：我必須轉身，當他們彈一個音符時，每一次我都能正確說出。我也可以很容易地在鋼琴彈出我在街上聽到的旋律與歌曲。 您還記得剛抵達德國時的情形嗎？ 科隆的漢斯奧托·史密紐浩斯（Hans-Otto Schmidt-Neuhaus）教授寫信告訴我，他會來火車站接我。我想像著他是一個穿燕尾服並帶著帽子的紳士。但是，火車月台上站著一位年紀稍微大的男人，穿著皺巴巴的襯衫與涼鞋。而我的行李箱也擠不進他的金龜車。
您感到失望嗎？ 那個差距很大。在台灣，我們住在一棟日式風格的木房子裡，這裡隔音很差。對於我的家人與鄰居而言，我可以說是大明星。當我練習彈鋼琴時，整條街的人都豎著耳朵聽。在施密特家庭，我就像是他們的養女，我必須照顧史密的兩個小孩。除此之外，我仍然無法用德文正確流暢地與人溝通。
您是如何撐過來的？ 音樂是我當時的避風港。巴赫與莫扎特的音樂對我而言象徵著理想主義，一種理想形式。在他們身上我體驗到完美。當我彈鋼琴時，我好似處於一個完美的世界。但我的感覺隨著時間改變。當我還是孩子得時候，我覺得孤獨是一種懲罰。作為一個成年人之後，孤獨是必需的，尤其是當您身為獨奏家，而且每天要獨自練習很多小時。
中國與歐洲音樂的最大區別是什麼？ 老實說，我對中國音樂了解得並不多。但是，形式在歐洲音樂中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她構成音樂。具體而言，它意味著：音樂是由樂章組成，而這些樂章彼此相關。例如，當我開始演奏奏鳴曲時，我必須知道這首樂曲如何結束，因為開始和結束是相互關聯的。也就是說，每一個時刻都是為整體負責。相較之下，中國音樂則是從一個點跳到另一個點，而且永遠就正是在那個他剛好在的位置。 語言與音樂有關連性嗎？在歐洲語言中，例如德語，你必須遵照規則規劃句子。動詞有時在最後面，在句子尾端。相反的，當你說中文時，可以一邊造句子。文法更靈活。 是的。音樂是一種聽得到的傳述，就像說話一樣，因此，我相信它也受到作曲家語言的影響。中文比德文更有旋律，但是詞與詞之間，也就是音節之間較少有相互關聯性。但是，再回到歐洲音樂：有趣的是，例如德國古典音樂與法國古典音樂則又完全不同！
關於這一點請您跟我們說明。 如果我們比較這兩個國家的哲學家。德國哲學家直接了當指出核心，並從邏輯解釋事物之間的關連性。但是法國哲學家卻旁敲側擊圍繞著事情本身談論，在這一方面他們非常中國式。對法國哲學家而言，語言是關鍵，他們喜歡裝飾與華麗的表達方式。而事情本身則只是背景而已。也許我們可以說，這就是風格的差異。
您是少數既可以演奏古典鋼琴音樂又可以彈奏現代鋼琴音樂的鋼琴家之ㄧ，為什麼？ 是的，其實沒有這種市場。有些人只想聽古典音樂，有些人則只聽現代音樂。但是，我想將二者連結。我想證明，現代音樂不是輕易的從天而降，而是有傳統的。當然，今天我們不再像貝多芬與巴哈在他們的時代那樣的表達自己。但是，我們應該知道貝多芬與巴哈是如何表達自己的。音樂最神奇的地方是，它是我們思考的一面鏡子。例如，阿諾·荀白克的十二音律與西格蒙德·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是同時期產生的。荀白克藉由十二音律的音樂表達我們心靈的矛盾，在此之前，它可能被認為是一個禁忌。
您曾是科隆暨佛萊堡音樂學院的客座教授。作為客座教授，您也一直來到台灣擔任音樂學院教授。台灣的音樂教育與德國的音樂教育不同嗎？
根據我的經驗，台灣音樂學院學生的水平高於德國。台灣音樂學院充滿異常勤勞的氣氛。而且競爭對手更多。但是，只看重成績表現卻不一定是積極正面的。好的音樂演奏也包括感性和對個人特質的認識 — 只有當一個人不特意打算做任何事情時，才會出現奇蹟。我在台灣看到了真正的神童，通常介於十二至十六歲之間。不幸的是，這些孩子在19歲時經常就已經筋疲力盡完全被掏空。原因可能是，他們從早上六點到晚上十二點都被生活中不需要的知識所塞爆。他們被強迫與時間緊迫短缺所撕裂。過度的要求可能阻礙個人人格的發展。
您在德國生活超過半個世紀，而且擁有德國護照。在台灣還有人認識您嗎？
我上一次到台灣時是2016年12月。在機場的護照檢查站，檢查的男子對著我微笑，並說：「啊，你是那位著名的鋼琴家。歡迎回到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