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越的小村莊盞盤長大。媽媽說我小時候很愛笑。我們家有一個農場，媽媽經營著鎮上最好的餐館，我們過著簡單的生活，有充足的食物。我記得我喜歡上學，和親戚的孩子以及村裡的其他孩子一起玩，跳繩，奔跑，互相追逐，都很開心。
1972年6月8日，一切都變了。對於那可怕的一天，我只記得一些片段。我和親戚的孩子們在寺廟的院子裡玩。接著，一架飛機俯衝而下，一陣震耳欲聾的聲音。然後是爆炸、濃煙和讓人窒息的疼痛。那年我九歲。
凝固的汽油會粘在你身上，不管你跑得多快，都會造成可怕的燒傷和伴隨一生的痛苦。我不記得自己邊跑邊叫：「太燙了，太燙了！」但影像片段和其他人的記憶表明，我確實是這麼做的。
你可能看過我那天的照片，我和其他人一起逃離爆炸現場——一個赤裸的孩子伸著雙臂，痛苦地尖叫。這張照片由當時為美聯社工作的南越攝影師黃幼公拍攝，登上了世界各地報紙的頭版，並獲得了普立茲獎。隨著時間推移，它成了越南戰爭最著名的照片之一。
黃幼公那張傑出的照片永遠地改變了我的生活。他還救了我的命。拍完照片後，他放下相機，用毯子把我裹起來，帶我去就醫。對此我永遠感激不盡。
然而，我記得有時我也會恨他。我從小就討厭那張照片。我想：「我是個小女孩。我赤身裸體。他為什麼要拍那張照片？為什麼父母不保護我？他為什麼要把那張照片印出來？為什麼我是唯一一個光著身子的孩子，而照片裡我的兄弟和表親都穿著衣服？」我感到醜陋和恥辱。
在成長的過程中，我有時希望自己能夠消失，不僅是因為我受過的傷——我身體三分之一的部位留著燒傷造成的疤痕，以及常年的強烈疼痛——還有傷痕帶來的羞恥和尷尬。我試圖用衣服遮住傷疤。我有嚴重的焦慮和抑鬱。學校裡的孩子都躲著我。鄰居們都可憐我，在某種程度上，父母也可憐我。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擔心沒有人會愛我。
與此同時，這張照片變得更加出名，讓我的私人生活和情感生活變得更加難以掌控。從1980年代開始，我沒完沒了地接受媒體採訪，與王室成員、首相和其他領導人會面，他們都希望從那張照片和我的經歷中找到一些意義。那個在街頭奔跑的孩子成了戰爭恐怖的象徵。而真正的自我在陰影中看著我，害怕我在某種程度上作為一個受損的人被曝光。
照片，顧名思義，就是照下一個瞬間的片段。但是這些照片中的倖存者必須以某種形式繼續活下去，尤其是孩子們。我們不是象徵。我們是人。我們必須找到工作，找到所愛的人，找到可以接納的社區，找到可以學習和被滋養的地方。
直到成年後，我逃到加拿大，在信仰、丈夫和朋友的幫助下，我才開始尋找平靜，實現我的人生使命。我參與創建了一個基金會，開始前往飽受戰爭蹂躪的國家，為遭受戰爭傷害的兒童提供醫療和心理援助，我希望這能帶來一點希望。
我知道看著你的村莊被轟炸，你的家園被摧毀，看著家人死去，看著無辜平民的屍體躺在街上是什麼感覺。這些都是越南戰爭中的恐怖景象，被無數照片和新聞短片記錄下來。可悲的是，這也是世界各地戰爭的畫面，也是如今烏克蘭寶貴的生命遭到破壞和摧毀的情形。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來自校園槍擊案的恐怖畫面也是這樣。和外國戰爭不一樣，我們可能看不到屍體，但這些攻擊相當於國內的戰爭。分享屠殺的圖像，尤其是兒童的圖像，似乎令人難以忍受——但我們應該面對它們。如果我們看不到戰爭的後果，就會更容易逃避戰爭的現實。
我不能代表得州尤瓦爾迪市的家庭發言，但我認為，向世界展示槍擊事件的真實後果可以傳達可怕的現實。我們必須直面這種暴力，而第一步就是正視它。
戰爭的惡果已經留在我身上。無論是身體上還是精神上，你都無法擺脫這些傷痕。現在，我很感激那張9歲時的照片帶給我的力量，也很感激自己作為一個人走過的旅程。我的恐懼——我幾乎已經不記得它了——得到了普遍的體會。令我感到驕傲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已經成為和平的象徵。我花了很長時間才接受這一點。50年後，我可以說，我很高興黃幼公捕捉了那一刻，儘管這張照片給我帶來了很多困難。
今天我又發現了另外一個景點, 台北捷運綠線小巨蛋站第三個出口對面的點水樓, 我去那裏吃小籠包, 每次到台北都去鼎泰豐吃小籠包, 經驗不是很愉快, 先要拿號碼牌, 輪到了很快地點餐, 很快地囫圇吞, 很快地走人, 吃的時候還得忍受外邊虎視耽耽的觀光客, 用一種催促的眼光盯著你, 令人全身不舒服.
在點水樓, 我坐進專為一人客打造的 Bar 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