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 Foreign Affairs 外交事務雜誌
蔡霞 (蔡霞1998年至2012年任中共中央黨校教授)
不久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還在高歌猛進：他在中共內部鞏固了權力，將自己的官方地位與中共標志性領導人毛澤東並駕齊驅，他取消了主席任期限制，可終生領導中國。在國內，他自詡減少貧困獲得了長足進展；在國外，他聲稱把中國的國際聲望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對許多中國人來說，假如為了民族復興，習近平的強人策略或許還是能接受的代價。
表面上看，習近平仍然很有信心。在2021年1月的演講中，他宣稱中國“勢不可擋”。但在幕後，他的權力受到前所未有的質疑。習近平摒棄中國長期以來的集體領導傳統，營造讓人聯想到圍繞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從而激怒了許多黨內人士。與此同時，一系列政策失誤甚至讓他的支持者大失所望。習近平對經濟改革倒行逆施，對新冠病毒大流行應對無能，摧毀了他在普通人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在私下，中共精英的不滿情緒正在上升。
我曾有機會長期近距離觀察中共的宮廷內鬥, 在中央黨校任教的15年期間，我幫助培訓了數千名在中國官僚機構任職的中共高幹。在任教期間，我就黨建問題給中共最高領導層做過諮詢建議，2012年退休後我繼續這樣做, 2020年，在我批評習近平後，我被開除黨籍、被剝奪退休金福利，並被警告我的安全堪憂、處境危險。我現在流亡美國，但仍與中國的許多關係保持著聯繫。
在今年秋天的中共二十大上，習近平預計將獲得第三個五年任期, 儘管一些黨內精英對習近平越來越不滿，意味著他爭取連任不會完全沒有爭議，但習很可能會成功，而這種成功將在未來導致更多動蕩。在獲得史無前例的額外任期的鼓舞下，習近平可能會在國內進一步收緊控制，並在國際上提升他的野心, 隨著習的統治方式越來越極端，他所引發的內訌和積怨只會越來越強烈, 黨內各派系之間的競爭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激烈、更復雜和殘酷。
到那時，中國可能會陷入一個惡性循環：即習近平採取更大膽的行動來對被意識到的威脅做出反應，而這導致更多的反擊。被困在這種惡性循環中絕望地尋求救贖，他甚至可能會採納災難性的鋌而走險建議，如攻擊台灣。習近平很可能會毀掉中國過去40年所獲得的成績——穩定的具有領導力的良好國際聲譽。事實上，他已經這樣做了。
中國黑手黨
在許多方面，中共自1949年奪取政權以來幾乎沒有改變。一如既往，這個黨對中國實行絕對控制，包括統馭軍隊、掌控行政部門以及橡皮圖章式的立法機構。進一步，黨內的各級組織對政治局常委會——中國的最高決策機構——負責。政治局常委由五到九名政治局委員組成，由黨的總書記領導，這是中國的最高領導者。2012年以來，這個人就是習近平。
常委會如何運作的詳細情況是嚴格保密的，然而眾所周知，許多決定是通過在涉及重大政策問題的上報材料傳閱“畫圈”來做出的，常委們在這些“文件”的空白處寫上評論意見。這些“文件”通常由部委和其他黨黨政機關“一把手”以及一流大學及智庫的專家撰寫。“文件”在常委之間被傳閱，是文件撰寫者的殊榮，也是他所在單位的“政績”。我任教期間，中央黨校要求我們每月要上報這樣的文字材料。上報的材料如果獲准在常委之間傳閱，作者則被獎勵相當於1萬人民幣的獎金——當時超過教授一個月的薪水。
中共體制另一個持續不變的特點是：人脈至關重要。一個人若要在黨內升遷，那麼，他的個人關係，包括其家庭聲譽及黨內派系，往往與能力和意識形態表現一樣重要。
毫無疑問，習近平的職業生涯也是如此。雖然中國的輿論宣傳以及許多西方分析家認為習是靠才華崛起的，但事實恰恰相反。習近平從他父親習仲勛的關系中受益匪淺，後者是一位具有無可挑剔的革命資歷的中共領導人，曾在毛澤東時期短暫地擔任過宣傳部長。1980年代初，習近平在河北省北部擔任縣委書記時，他的母親給河北省委書記高揚寫了一個信，請他關照習近平的仕途。然而，高揚最終在省委常委會議上披露了該信的內容。這信的爆光令習家非常尷尬，因為它違反了中共新頒發的反對幹部尋求特權的制度規定。（習近平永遠不會忘記這件事：2009 年高揚去世，他直接拒絕參加高揚的葬禮；鑒於兩人都曾擔任中央黨校校長，此舉違反了慣例。）這樣的尋求特殊幫助的醜聞或許會毀掉其他一般幹部的仕途，但習近平的人脈卻拯救了他：福建省委書記的父親一直是習近平父親的密友，於是兩個家族安排了罕見的把習近平重新分配到福建省的調動。
在那裡，習近平的仕途仍然一籌莫展。1988年，在一次地方選舉中，習競選當地的常務副市長落選，之後他被提升為一個地區的黨委書記。然而，習近平在那裡表現平庸，導致仕途萎靡不進。在中共官場，從地廳級到省部級是一個主要的“關口”，多年來習一直無法跨越。但是家庭關係再一次介入了。1992年，在習的母親向福建新任省委書記賈慶林作了懇請後，習被調到省會。從那時起，他的職業生涯起飛了。
下級幹部都知道，要攀援中共官場階梯，就必須找個上司靠山, 這對習近平來說相當容易，因為許多黨的領導人都非常尊重他的父親。習近平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位導師耿彪，曾經是高級外交官和軍事將領，他曾為習近平的父親工作過, 1979年，他讓年輕的習近平擔任自己的秘書。習近平從政的早期就需要這種關照，幾十年下來產生了連鎖性的效應。中共高官各自都有自己的“系譜”（lineages），內部人士稱之為“恩庇”群體（“XXX”條線上的），相當於中共內部事實上的派別。其實，中共內部那些被表述為意識形態和政策辯論的爭端往往並不復雜，說到底不過是各個“系譜”之間的權力鬥爭。這樣的一個系統導致個人化的效忠關系盤根錯節、錯綜復雜。倘若某人的“靠山”失勢了，結果意味著他在官場變成孤兒。
局外人發現這一點，即把中共更多地作為一個黑手黨組織而不是一個政黨去考慮，會很有幫助。黨的最高領袖是黑幫老大，下面坐著黑幫兄弟，即所謂常務委員會，常委們依慣例分割權力，每個人負責各自的領地——外交政策、經濟、人事、反腐敗等等。他們還應當作為黑幫老大的咨議員服務於老大，就他們各自負責的領域向老大獻計獻策。常委之外還有其他18名政治局委員，他們可以被看作黑幫頭目，負責執行習近平的指令，消除種種威脅隱患，以圖博得老大的青睞。他們的地位意味著特權，亦即在他們認為合適的時候自肥，沒收財產、吞併企業，而不必受懲罰。和黑手黨一樣，中共慣於使用不客氣的直接手段來得到它想要的東西：賄賂、勒索，甚至暴力。
共用是福
儘管自共產主義中國成立以來，以個人關係為基礎的權力和有靈活性的正式規則依然保持不變，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有一件事發生了變化：即權力集中於一人的程度。從1960 年代中期開始，毛澤東對一切事務擁有了絕對的控制權和最終決定權，即便毛只是偶爾行使該權力，即便按照官方說法毛在地位平等的領導人中僅僅只是排名第一。而當鄧小平在1978 年成為中國事實上的領導人時，他削除了毛澤東的個人終身獨裁制。
鄧小平限定了中國國家主席兩個五年的任期制，並建立了集體領導模式，讓其他官員——首先是胡耀邦然後是趙紫陽——擔任黨的總書記，雖然他在幕後大權在握。1987年，中共決定改革中共中央委員會成員的遴選過程，名義上黨的監督和從中選擇政治局成員的機構。共產黨首次提出要讓候選人數量要超過當選席位——這算不上是民主選舉，卻是朝著正確的方向邁出一步。即便有鄧的支持也不能保證成功獲選；例如，鄧小平曾承諾提拔毛派思想家鄧立群入政治局，但後者因未獲得足夠的選票而被迫退出政治生活。（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中央委員會選舉時，習近平勉強過關，在所有當選的中央候補委員中得票最少，這反映出黨內普遍反感“太子黨”的現象，亦即中共高乾子女靠裙帶關係而非能力崛起政壇。）
為尋求避免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國重演——那時毛主義的宣傳曾達到登峰造極——鄧小平也試圖防範形成對任何領導人的個人崇拜。早在1978年，一位在中央黨校學習的官員，他是我家關係親密的好朋友，在學校組織的一次去北京郊區參觀養豬場的活動中，他注意到華國鋒在此地視察時使用的物品——熱水瓶、茶杯等——竟然被陳列在玻璃櫃中，仿佛是一個宗教聖壇。我的朋友寫信給華國峰，批評個人崇拜，華就把這個陳列撤掉了。1982年，中共領導層甚至在黨章中寫入禁止搞個人崇拜的條款，他們認為這是獨特的危險。
鄧小平分權的意願僅僅到此為止；當胡耀邦、趙紫陽被認為在政治上過於自由化時，鄧先後將他們趕下臺。然而，鄧的繼任者江澤民進一步深化政治改革。江將他的顧問團隊制度化，使其更像是一個行政辦公室。他向常委員全體成員徵求意見，以其多數票作出決定，並廣泛分發演講稿（徵求意見）。江還通過提高候選人與入選席位的比例，使中央委員會的選舉更具競爭性，乃至連太子黨，包括鄧小平的一個兒子，也會輸掉選舉。
2002年，胡錦濤接替江澤民後，中國進一步走向集體領導。胡錦濤以九位常委的“一致同意”來執政，眾所周知常委會被人們稱為“九龍治水”。但這種“平等”主義做法也有不利之處。只要有一個成員不同意，常委會就無法做出任何決定，這加劇了胡錦濤作為軟弱的領導人無法剋服僵局的印象。將近十年，鄧小平開啟的經濟改革陷於停滯。但也有好處，因為需要一致同意，從而防止了輕率作出決策。例如，胡錦濤上任第一年，SARS 在中國爆發，胡慎重處理 SARS 疫情，撤職了掩蓋疫情的衛生部長，並鼓勵幹部如實報告 SARS 傳染的情況。
胡錦濤還試圖擴大使用任期限制。儘管胡錦濤在試圖設立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任期制時遭遇阻力，但他確實設法在省部級以下（含省部級）建立了任期制。更為成功的是，胡錦濤建立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程式：政治局委員要先經過中共高層的黨員投票選出。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通過這種準民主制度，習近平升到了權力的頂點。2007年，在中央委員會的擴大會議上，中共400多位高層領導人齊聚北京，以投票的方式，從200名部長級官員的名單中推薦組成政治局成員的25人。習近平得票最多。我懷疑，決定因素不是習作為浙江省委書記與上海市委書記的政績，而是投票人對他父親的尊重，以及來自於黨退位的老領導人的支持和壓力。在五年後的一次類似的投票測評中，習近平得票最多；在即將離任領導人的一致意見下，習被提拔到權力金字塔的頂端。他迅速著手消除中共幾十年來在集體領導方面所取得的進展。
孤家寡人黨
當習近平上臺時，西方許多人稱贊他是中國的戈巴契夫。有些人甚至認為，像蘇聯的最終領導人一樣，習近平會進行激進的改革，解除國家對經濟的控制，並使政治制度民主化。當然，結果證明這是幻想。恰恰相反，習近平作為毛澤東的忠實學生，渴望像毛一樣在歷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記，遂著手建立自己的絕對權力。恰恰是因為之前的改革未能對黨的領導人進行真正的制衡，習取得了成功。現在，就像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再次上演獨角戲。
習近平鞏固權力的步驟之一是，解決他所謂的意識形態危機。習近平表示，網際網路對中共構成生存威脅，已經讓中共失去了對人民思想的控制。因此，習近平鎮壓博客作者和網上活躍人士、審查異議，並加強中國的“防火牆”、限制訪問外國網站，其結果是扼殺了一個新生的公民社會，並消除了能對習近平有所制約的公眾輿論。
他採取的另一個步驟是發起反腐運動，稱其為拯救黨免於自我毀滅的一項使命。由於腐敗在中國很普遍，幾乎每個官員都是潛在目標，這使習近平能夠利用這場運動進行政治清洗。官方數據顯示，2012年12月至2021年6月，中共共查處393名省部級以上幹部；這些幹部往往被當作黨和國家領導人來培養提拔；此外，63.1萬名負責在基層執行黨的政策的處級幹部被懲處。在整肅行動中，一些被習近平視為威脅的最有權勢的官員遭到逮捕，包括前政治局常委、中國安全機構負責人周永康，以及被視為習近平競爭對手、潛在繼任者的政治局委員孫政才。